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2005年3月21日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5
　　年5月27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纳西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白族、傈僳族、彝族、普米族、藏族、苗族、壮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黄山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团结和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自治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各民族人民爱祖国、爱民族、勤劳勇敢、团结互助、敬老尊贤的优良传统，提倡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社区民主管理制度，发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民主法制教育，依法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和危害各族人民的违法行为，依法惩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

　　第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各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作出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自治县内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依法取缔邪教组织。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自治县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照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纳西族公民应当超过半数，其他民族也应有一定名额，并且应当有纳西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丽江市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委员会主任、局长等组成。
　　自治县县长由纳西族公民担任。政府组成人员中，纳西族公民应当超过半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纳西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应当超过半数。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使用汉语、纳西语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制作公文使用汉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的印章、匾牌使用汉文和纳西文。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培养、选拔、使用各民族干部、各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重视培养妇女干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各类专业人才参加自治县的经济社会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各项事业中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机构。自治县的机关、事业单位在录用人员时，优先录用纳西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对人口较少的民族，可适当放宽录用条件。
　　自治县境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事业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优先录用当地少数民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政府自主安排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三章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应当有纳西族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其他工作人员中，应当有纳西族公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审理和检察案件。对于不通晓汉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制作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四章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农业、工业、旅游业为重点。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业、药业、林果业和畜牧业；工业以水能资源开发为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旅游商品生产；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推进农业、工业、旅游业协调发展。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鼓励和扶持各种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从事开发性生产和专业化经营。加强粮食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施农业技术改造工程，加快农产品加工的基地建设、质量认证和信息网络体系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做好农业适用技术培训工作。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实行森林的分类经营管理，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生物固土工程，绿化荒山，提高森林覆盖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自然保护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和防护林、水源林、特种用途林的管理。严防森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严禁盗伐滥伐林木和毁林开垦，禁止非法猎捕、采集野生动植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林业优惠政策，鼓励集体和个人承包国有或者集体的宜林荒山、荒地、荒滩造林，种植的林木以及农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退耕还林地种植的林木，归承包者和农民所有，自主经营，允许继承和转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森林限额采伐。将农民自用材列入年度采伐限额管理，严格凭证采伐制度，确保森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能源建设，积极推广节柴改灶和以煤、电、沼气代柴，减少林木消耗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育林基金，专项用于林业生产建设。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展畜牧业。扩大生猪生产规模，扶持发展牛、羊和家禽，鼓励发展特色养殖业，提高畜禽产品商品率。保护草山资源，改良草场。加强兽药、添加剂、饲料管理，实施兽医卫生监督检疫，建立动物防疫体系。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完善水利设施，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利用水面资源，发展渔业生产，做好湖泊、河流的渔业保护管理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地方水电事业的发展，充分利用水能资源，鼓励集体和个人参与水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地开发的自然资源，优先开发利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上级国家机关所属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一切经济组织在自治县开发自然资源和进行建设时，应当与自治县经济建设相结合，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基本建设项目的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治县财力有困难时，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给予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扶持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工业园区为依托，发展生物资源加工业，开发民族特色产品，发展铜器、金银饰品、刺绣、编织、雕刻等民族民间工艺产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安全生产，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及民间资本。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项目，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简化审批程序，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旅游规划，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快老君山景区的开发和建设，发挥玉龙雪山景区的品牌优势，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做好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加快乡、村公路建设。加强对公路的改造和养护，提高公路等级，对贫困地区公路建设给予扶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加快通讯网络的建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商业体制改革，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促进商品流通。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政策，对商业、供销、医药企业实行照顾。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管理，严禁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农民的承包地和自留地未经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生产用地。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推广清洁生产，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对自治县保护生态环境、输出自然资源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利益补偿。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城镇化建设，在国家帮助下，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实施、逐步完善的原则，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县城建设，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环境优美的小城镇。
　　

　　第五章　自治县的财政管理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自主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地方财政收入，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享受国家、省、市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方式的照顾。国家、省、市下拨给自治县的各类民族专项资金和临时性补助专款，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如遇重大灾害或政策性减收增支，不能自求平衡时，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助。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国家税法时，根据自治县的实际，需要减免税收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给予减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财政收入情况，逐年增加对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保证发展教育、科技的经费。增加对贫困山区的投资。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立预备费和民族机动金。
　　民族机动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教育等事业。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人民政府对预算的部分变更，须报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六章　自治县的社会事业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结合实际，自主规划、管理和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卫生、体育等事业。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成果，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办好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助学、办学，推进民办教育发展。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办好民族中小学和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在有条件的中学设立民族班，完善助学金、奖学金制度和免费入学等特殊措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自治县的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推广普通话。对于不通晓汉语的农村小学，可以采用民族语言和文字辅助教学。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措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建设一支素质合格、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鼓励教师到贫困山区任教，对长期在贫困山区工作的教师，在晋级、评优等方面给予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教师在职学习，外出进修，提高教学水平。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各级科学技术推广机构和协会组织，办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引进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适用科技人才的培训，发挥乡土人才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发展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加强对风景名胜、人文景观、历史遗产、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和开发。支持对民族文化遗产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编纂好地方志。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管理文化市场，加强对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建设。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重视对东巴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承，规范使用东巴文字。加强对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及传承人的保护，重视对民族服饰的传承，丰富民族服饰的内涵。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制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助和卫生监督体系，健全城乡防疫、医疗、妇幼和老年保健网。重视中医工作和少数民族医药资源的保护、研究和应用。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病、常见病的防治研究工作，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建设，鼓励集体办医、联合办医、个人可以依法行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药品、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坚决取缔假劣药品。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传服务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体育事业，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视学校体育和青少年业余体育训练工作。
　　

　　第七章　自治县内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和鼓励各民族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促进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自治县内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培养和任用他们的干部，积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逐步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享受国家和省、市规定的各项补贴，实行自治县津贴。

　　第五十七条　每年4月10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放假1天。同月为民族团结月。
　　纳西族传统节日“三多节”，放假3天。其他民族的传统节日都应当受到尊重。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上）
——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
本文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1965-），男，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法理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三农”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利益需要宪法、经济法、行政法等诸多法律部门共同保护，特别需要经济法律制度提供支撑。本文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在探寻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理论基础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法视野下保护农民权益的机制体系，提出了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基本原则，归结了保护农民权益的经济法制度体系。
关键词 利益 利益机制 农民权益 经济法保护 经济法制度体系



一、引 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被归纳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三农”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农”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学者们所高度重视。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到毛泽东“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农村包围城市”；从费孝通对“三农”问题的学院派研究到邓小平第二代、江泽民第三代领导人创造的农村承包制、村民自治等制度；从过去的“问题导向性”研究，到“政策导向性”实践，再到今天的“规范法治化”建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问题。谁解决好了农民利益问题，调动好了农民的积极性，利用好了农民这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谁就会取得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我们应该看到，在改革开发的二十多年里，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有了很大变化，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现代化的时候，农民更加边缘化，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 groups）。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利益保护、社会竞争力、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民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弱势地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问题来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农民问题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在有些方面更加显得积贫积弱了。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实践工作者分别对“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从理论与实践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良方。二十多年来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制度设计似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度设计大都陷入了把农民排除在外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 1。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而人权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宪法问题。从宪法的角度去研究和实践对逐步边缘化的农民弱势群体的保护，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法源性问题，是法学工作者研究和实践解决农民问题的逻辑起点。宪治是法治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同样宪法是依法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但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本文试图从经济法的角度，围绕利益和利益机制对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期望为农民问题解决提供一种经济法应答的思路。

二、经济利益——农民权益与经济法的天然交点与基点
（一）利益冲突与协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制度原点问题
利益 2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从政治学来看，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社会内容和特殊性的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 3。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都莫不与利益和人对利益的追求相关，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无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利益问题是涉及到人、群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冲突。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总是表现为矛盾与统一、冲突与协调的状态。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利益协调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人类社会就是在对利益冲突的不断协调中发展和进步的。旧的利益冲突被协调了，社会关系和谐了，新的利益冲突又随之出现，于是有了新的协调。尤其是在急速变化和发展的21世纪，人类社会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更加突现。在WTO背景下，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全球性问题也更加突现 5。
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在日益开放、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中国亦是更加突现的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义”与“利”之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 6，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重利轻义 7，以及墨子主张义与利并重 8等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言行。“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每一社会的经济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9。中国革命和建设从开始到现在无不表现出如此的特征。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有较单一的利益主体模式被打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产生的增量利益日益庞大。于是，具有不同的劳动特点、谋生手段、经济地位、利益取向和消费层次的人群便自然而然的各自联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展开利益争夺，使得各个阶段、集团以及个人之间的冲突亦随之空前激烈和尖锐起来。中国复杂多样的自然和社会国情，使得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
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及协调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客观需要，人类社会随之会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范（如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等），说到底都是对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的产物，其内在地体现着人们之间一定的利益关系 10。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制度的原生力量均来源于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协调。
从哲学角度来看，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现实角度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时空下，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建立在这种资源之上的可供人类分配和享用的利益总量亦是相当有限的。各利益群体通过自身有效的组织，利用一致的集体行动试图并展现出有能力影响其他群体或政府的决策，甚至法律的制定来尽可能扩大自身发展所需的利益，社会中的弱势集团更希望从利益强势集团那里分割到应有的利益。在利益分化的社会条件下，各社会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满足，必将展开利益争夺，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和矛盾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使人类社会呈现扑塑迷离、迂回曲折、险象环生的外貌，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不同个体、群体、阶级、民族、种族、地区和国家之间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归根到底源于某种利益的冲突与争夺 1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种建设性力量，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内动力。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当利益争夺演化为空前激烈化程度后，原有的利益分配机制或社会关系及其确定制度就可能消解，新的利益分配或社会关系及其确定的制度就可能确立。法律的产生和发展亦是在利益的推动下运行的。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末的利益分化，其根本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利益的发展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发展。
在阶级社会中，利益协调往往借助国家力，以国家协调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2” 国家从控制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产生，到国家控制阶级之间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各方利益协调的职能，主要运用制度协调这种直接的方式，而在协调的制度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益协调的根本保证。
（二）经济利益——农民权益与经济法的天然交点和基点
法律上权利与利益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区别的概念。将其结合在一起，就简称权益 13。 农民权益含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两个基本方面 14。经济权益在农民权益中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政治权益又深深地影响着经济权益，成为经济权益实现的保障。在文明社会中，两者实现的共同前提条件就是平等权的真正实现。
农民权益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人类多种多样的需要是经济利益的自然基础，人类实现多种多样的需要，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来实现。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是从土地生产中提供给人类赖以生存必需的有机物生活资料，生产农产品的农业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以农民为主体参与力量的农业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前提，是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得以独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农业剩余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农业的发展、农业剩余的创造需要调动农民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与农民利益紧密相联。所以说，农民利益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动因 15。没有农民利益的适度增长，就谈不上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就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业剩余的衰减，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我们可以说，农民权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权益最基础、本源性的内容。保护农民权益就是维护社会其他主体权益；重视农民，就是重视我们自己。农民权益的这些特征，使得其与经济法的制度安排有了天然的交汇点和基点——经济利益。
当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市场主体为各自的利益纷纷展开对社会增量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利益协调，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权益进行特殊保护。利益协调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协调来实现，通过对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人们利益行为范围的确定和限制来实现利益协调，经济法在此方面具有天生的优势。
从法调整对象来看，法是调整利益的，经济法以特定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更体现出经济利益性。经济法的这一特征既反映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领域中，又反映在经济法调整的主要经济手段上，还反映在经济法调整的目的上，更反映在经济法所涉及的主体间的财产性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联系的内容中。可以说，经济法调整的利益着眼点就是经济利益。
从法本质来看，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法。经济法作为经济社会化、现代化、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的产物，它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通过平衡协调各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实现经济自由与秩序、经济民主与集中、经济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在社会整体利益上的协调统一。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位，从外部协调和内部规制两个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在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时，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通过消除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人权利本位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既保证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协调，又保证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权益，平衡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竞争秩序和分配秩序，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6。
从法价值取向来看，经济法在具有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一般内容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独有的价值取向，且这些价值取向均与经济利益有关。首先从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来看，经济法追求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法自产生以来，就肩负着弥补市场机制不足，通过国家依法规制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引导整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使命。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化主体的社会责任，具有追求社会正义和实质公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效益的天然价值取向。在经济法的视野中所追求的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是现代经济法所追求的首要目的性价值，是当代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法价值中最突出、最生动的根本性反映、本质性要求和具体体现 17。其次，从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来看，经济法追求的经济安全、实质公平、经济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工具性价值，无不与经济利益有关 18。
从经济法的宗旨来看，经济法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中所产生的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全面协调平衡发展。经济法的宗旨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经济法内涵的核心，是经济法性质的最集中体现，也深深地与社会经济有关，与经济利益紧密联系。
三、利益机制——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逻辑基础
（一）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的逻辑基础
任何思想和制度都是从一定的利益出发，建立在一定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并为一定利益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19。经济法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制度安排上亦是如此。经济利益作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赋予了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所有社会活动全过程以指向性和生命力，任何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都可以找寻到经济利益的作用和影子。在经济利益的作用过程中，将利益主体、利益客体和利益中介（人的活动）等三部分有机结合起来的利益机制处于基础核心地位，成为推动经济活动的关键性因素。
在对农民权益进行经济法保护，架构经济法保护农民权益制度体系时，从建立利益机制体系的角度加强对经济法的研究是有益和必要的，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的深刻变化，引起社会利益格局大调整的今天，如何从制度上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机制，平衡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推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保护农民权益过程中，经济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利益机制，是经济法律规范见之于客观世界，展现在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从法理学的一般原理来看，经济法在保护农民权益中调整经济利益的基本机制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经济权利和义务是经济法对农民经济利益的确认，构成对农民经济利益调整的有效机制。其有效机制运行取决于经济权利义务独特的利导功能。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机制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义务以其特有的利益约束和强制功能作用于人的行为，两者有机结合并影响人们的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共同作用而使法律形成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20。
我们知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是以契约为模式和范例的。人类最原始的契约观念仅具有一种“有约束的联系”的含义。从早期的契约到习惯法时期，从近代契约再到现代契约，契约的基本特征即设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模式或框架始终没有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约事实上是对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浓缩和简化，其把世界上最复杂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契约的几个符号或曰“几张纸”能固定下来，并产生有效作用的关键所在是权利和义务在起作用。权利义务的设定把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单化和固定化为一种“关系模式”，并用法律符号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21。 正如邓小平所说：“民主和集中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 22。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定权利义务就是对复杂的实际利益关系的简化和浓缩，任何设立法定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均应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起点和目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利益机制则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作用的逻辑起点和基础。经济法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制度架构中，要遵循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
（二）保护农民权益的利益机制与经济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状态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一个以人为本的让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已成为全体人们的一致诉求。构筑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就是尽快形成社会认同感。这既包括社会各阶层对政府及政府职能体系的认同，又包括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认同，更包括对利益关系的认同。对利益关系的认同构成和谐社会的核心基础。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和突破口。
在制度安排利益机制方面，经济法在保护农民权益时作用发挥的状况取决于依经济法等法律制度所确立的利益机制的好坏，取决于与保护农民权益密切相关的利益机制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我们应从法律制度的源头去建立健全利益机制体系，发挥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在保护农民利益时对利益需求和利益行为的调节器和控制器作用，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引导人们在保护农民权益时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要，正确选择利益行为，科学处理利益关系，从而最终实现和谐互促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秩序。
生产力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决定着人们不可能同时同步获得相同的利益，而且在一定层面上影响人们获取利益，一定层面上拉大不同阶层的人们获取利益增量的差距，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解决利益矛盾的基本途径有：其一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绝对利益的供应量。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国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其它公共产品的扩大供应，这些都具有绝对性 23。使人们在一定层面上平等享受社会进步带给人们的增量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其二是通过利益机制，合理地安排相对利益的获取差距。通过制度安排，形成良好的利益机制体系，使得人们在平等享有绝对利益的同时，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获取相对利益，逐步缩小相对利益的差距。既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反对极度贫富悬殊，坚持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体现形式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护农民权益。这也是与经济法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三）经济法视野下保护农民权益的利益机制体系
在经济法视野下保护农民权益的利益机制体系应包括如下三组六个方面的内容：
1．利益代表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是相对于一定的利益主体而言的，利益机制是对利益带有原动性的有机系统。不属于任何主体或者没有任何主体的利益是不存在的，没有好的利益机制，利益是无法真正实现和保护的。利益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是个人、群体和社会。个人是最基本的利益主体，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有机体，社会是由个人和群体组成的有机体。在经济法看来，随着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化、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以体现实质公平的社会公平观为目标的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与传统民法以个人为单位，以抽象人格平等为假设，以等价有偿为原则，强调竞争机会均等、机会公平相比，经济法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注重社会总体的公平，是要求大多数个体和群体必需的公平。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经济法要求在处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制度保障的利益代表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权益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保护，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单个分散的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冲突中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谁来代表农民？是虚拟的“集体组织”，还是有限的村民自治性组织，是农村基层党支部，或是农民临时性“同盟”。这些均不能全面代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权益。
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等不同群体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青联，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就连私营企业主都有自己的协会，并且做得很成功，而9亿多农民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在公共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有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24又称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之说。西方社会中利益集团在社会事务的公共决策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且数量多、涵盖面广。利益集团是宏观政府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桥梁，属于中观层次的范畴，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常态的制度化的利益聚合与代表机制。从农民利益角度看，西方发达国家农民人数的比重已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也不断缩小，只占很小的份额，但农民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农业政策决定方面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美国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农场局三大农民团体代表农民，对政府决策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法国有农民工会、农民协会、农会等组织代表农民利益；日本则有全国农协联盟代表日本农民利益。日本农业人口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但控制全国25%的选票，政府的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协的制约，任何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执政联盟的崩溃 25。
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除了政府和人大中为数不多的代表 26之外，占全国人口70%左右的农民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代表自己利益的、为自己说话、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利益集团，使得农民利益代表者不仅量小而且话弱，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话语权较小，甚至存在有时失语、无话语权的现象。现实生活中才出现国家总理为农民工讨工钱、农民包工头为讨工钱而跳楼等令人激动的画面。
在当前形势下，从立法源头上确定中国农会的法律地位，制定促进中国农会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亿万农民在农业实践中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体是非常必要的。目前一些人对农会的建立抱有偏见，认为其可能被引向歧途，这其实是固执的偏见，是不相信农民群众的表现。中国农会就像其他社会中间层组织一样，同样可以成为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权益，进行行业自律，贯彻政府决策的值得信赖的力量。只有组织农民，才能解放农民，才能发展农民。农民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其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27。即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当然除了农会外，还可以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农业行业组织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代表机制的中心是依法确立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权益的代表者。这些代表者可以通过宪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制度的安排在各种经济活动中真正地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形成能与其他利益主体集团抗衡的代表农民利益、维护农民权益的利益集团。提高农民利益集团在社会利益分割与制衡中的话语权和行动力，是保护农民权益、解决农民问题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