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建设部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建设部（2000年9月1日）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城市规划区内和风景名胜区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古树，是指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树木。
本办法所称的名木，是指国内外稀有的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第四条 古树名木分为一级和二级。
凡树龄在300年以上，或者特别珍贵稀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重要科研价值的古树名木，为一级古树名木；其余为二级古树名木。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定级、登记、编号，并建立档案，设立标志。
一级古树名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二级古树名木由城市人民政府确认，直辖市以外的城市报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城市人民政府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古树名木，按实际情况分株制定养护、管理方案，落实养护责任单位、责任人，并进行检查指导。
第七条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实行专业养护部门保护管理和单位、个人保护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生长在城市园林绿化专业养护管理部门管理的绿地、公园等的古树名木，由城市园林绿化专业养护管理部门保护管理；
生长在铁路、公路、河道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铁路、公路、河道管理部门保护管理；
生长在风景名胜区内的古树名木，由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保护管理。
散生在各单位管界内及个人庭院中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和个人保护管理。
变更古树名木养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到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养护责任转移手续。
第八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古树名木的监督管理和技术指导，积极组织开展对古树名木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研成果，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和管理水平。
第九条 古树名木的养护管理费用由古树名木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承担。
抢救、复壮古树名木的费用，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适当给予补贴。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从城市维护管理经费、城市园林绿化专项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城市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第十条 古树名木养护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应按照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养护管理措施实施保护管理。古树名木受到损害或者长势衰弱，养护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报告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复壮。
对已死亡的古树名木，应当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并予以注销登记后，方可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应及时上报省、自治区建设行政部门或者直辖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古树名木，未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不得买卖、转让。捐献给国家的，应给予适当奖励。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砍伐和擅自移植古树名木。
因特殊需要，确需移植二级古树名木的，应当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移植一级古树名木的，应经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直辖市确需移植一、二级古树名木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移植所需费用，由移植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严禁下列损害城市古树名木的行为：
㈠在树上刻划、张贴或者悬挂物品；
㈡在施工等作业时借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固定物；
㈢攀树、折枝、挖根摘采果实种子或者剥损树枝、树干、树皮；
㈣距树冠垂直投影5米的范围内堆放物料、挖坑取土、兴建临时设施建筑、倾倒有害污水、污物垃圾，动用明火或者排放烟气；
㈤擅自移植、砍伐、转让买卖。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单位必须提出避让和保护措施。城市规划行政部门在办理有关手续时，要征得城市园林绿化行政部门的同意，并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生产、生活设施等生产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危害古树名木生长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要求，在限期内采取措施，清除危害。
第十六条 不按照规定的管理养护方案实施保护管理，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或者古树名木已受损害或者衰弱，其养护管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未报告，并未采取补救措施导致古树名木死亡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规定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破坏古树名木及其标志与保护设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因保护、整治措施不力，或者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古树名木损伤或者死亡的，由上级主管部门对该管理部门领导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野生动物商业狩猎开禁：须以法律恪守为旨归
文/王金勇
新闻背景：7名美国人分别通过国内的正安国际旅行社、中国妇女旅行社等两家代理机构，提出赴青海省都兰国际狩猎场采集我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标本的行政许可申请，引发社会热议。8月5日，“外国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标本采集行政许可申请”通过专家评审。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表示，将在核实相关申请材料并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的基础上，在20个工作日内对此申请给予批复。9月2日，在行政审批所承诺的第20个工作日到来之前，国家林业局宣布：由提起狩猎野生动物审批的北京两家旅行中介代理机构撤回行政审批申请。这一决定，使得枪声最终未能在都兰猎场响起，由7名外国人所提起申请狩猎的9只岩羊、7只藏原羚也因此躲过一劫。
一个以极少数野生动物个体的牺牲，换取巨额动保资金的交易为何被叫停？一个国外普遍采用的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在国内为何引起长达一月甚至数年的争议？目前，在仍拥有大量珍贵野生动物的中国西北部，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亟须新的中国模式破题。（2011年9月9日 奥一网 ）
2006年，经国家林业局允许，四川成都公开举行青海、河南、湖南等省的外国人狩猎权拍卖，使得先前一直处于半公开状态的外国人狩猎事件，暴露于社会大众面前，从而引起强烈反对。沉寂5年后，青海都兰猎场陷国际狩猎开禁事件再度引起争议，虽然最终因为中介机构撤回狩猎申请从而为整个事件画上了休止符，但无人怀疑这其实很可能是沸腾的社会舆论及活跃的环保组织施加压力带来的结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争议绝不会就此彻底消失，在不知何时的未来某一天，相关话题还会登上新闻媒体的焦点版面上，因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高涨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及错综复杂的野生动物保护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并未得到丝毫的缓解和改善。
某些人或某些机构时常以“对野生动物可以合理利用”为借口为商业狩猎行为做辩解。诚然，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并未一刀切地禁止所有的野生动物狩猎行为，对野生动物的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进行适当平衡也为一些狩猎行为提供了合理性。但这里的合理利用是否包括商业狩猎，如果允许狩猎，其目标是否包括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无疑需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确认。依照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相关规定，国家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只有在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等符合公共利益目的而必须猎捕时，才可以经许可取得特许猎捕证进行猎捕，除此之外，不能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非法捕猎。而根据相关新闻报道，此次外国人前来狩猎的野生动物中包括岩羊、藏原羚等，主要目的是采集头角标本，以比拼炫耀狩猎成绩，在猎杀到这些动物后，狩猎场工作人员会把角锯下来交给狩猎者。而岩羊、藏原羚属于国家明确认定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这样的狩猎行为与其说是基于科学研究的公益目的，不如说是为了追求猎杀行动本身所带来的冒险刺激，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为进行野生动物科学考察、资源调查，必须猎捕的”情形或者其他要求。而这样的狩猎申请为何能得到启动专家评审的机会，并顺利获得通过，令人不解，也是引起争议之处。
某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定就可以成为可随意狩猎的对象？也不是。“实际上，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允许国内外猎手，在不影响野生动物种群稳定、有利于促进野生动物保护的情况下，对野生动物进行少量猎捕。”某位专家这样说。应当说，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果种群数量稳定，经申请可以狩猎，但是对于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其狩猎理由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规定，“为调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才可以猎捕，注意，这里说的是“必须”，而不是“可以”，而且限制了十分严格的条件，如果不满足，则不应当进行猎捕。成为国内专家组通过狩猎启动重要论证基础的调查报告，是否真正地摸清了狩猎对象的种群家底，是否其数量真的多到了需要调控的地步，是否真正“必须”要通过狩猎才能调整其结构与数量，未见充分翔实的信息披露，林业局也语焉不详。事实上，“按《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每十年开展一次野生动物资源普查，但囿于经费，至今也未能启动第二次全国普查”。野生动物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对各县、市、省而言，似乎始终只是看得见却摸不清的模糊印象。为应付个别申请而匆忙搭建起来的专家组能否真正摸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家底，以切实维护多年的动物保护成绩，不得不令人忧虑。
遗憾的是，根据媒体报道，1985年以来，国内小规模狩猎活动一直在半公开进行之中。1992年，经国家林业局同意，都兰猎场正式对外开放狩猎。据猎场公开统计，20多年来，作为国内最大的狩猎场，该猎场已共接待1000多名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狩猎者，其中真正的猎手约800多人，共猎杀岩羊、藏原羚、盘羊、白唇鹿、马鹿、藏羚羊、狼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882只，其中90%的狩猎对象为岩羊。如此大量被狩猎的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多少真正属于法律规定的基于公共利益目的而必须进行的狩猎成果，无法令人乐观。“国家赋予了林业部门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却一直没有给予充足的资金保证”，青海省一林业部门人员如是称。正是在资金紧张情形下，199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同意成立狩猎场，但要求各地狩猎场必须合法、适量地猎取、利用野生动物。面对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的野生动物狩猎，资金紧张的偏远基层政府，是否都能守法如玉，显然也得打个问号。
倘若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规定已经不适应现实要求，那么可以依程序修改，在此之前，必须恪守。相反，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法治不彰，法律不能得以有效落实，才是导致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短缺，以致需违法猎杀一部分来保护另一部分的荒谬闹剧一再上演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