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陈志凡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证人出庭问题成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应如何完善进行深入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公诉的刑事案件中,证人绝大多数均未到庭作证,未到庭率在98%以上,极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仍然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一旦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将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要改革这一现状,就必须从健全证人出庭制度入手。从目前调查分析的情况看,证人出庭制度得不到落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足是阻碍证人出证制度实施的最根本原因
1、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我国现行的刑诉法虽然经过大幅度修改(以下简称96年刑诉法),但是关于证人证言、证人权利义务等方面的规定却仍然与1979年制定的刑诉法一样(以下简称79年刑诉法)。如96年刑诉法第47、48条的条文与79年刑诉法第36、37条的条文一模一样,没有作任何修改。同时96年刑诉法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将在随意性。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3、立法上的矛盾,导致证人出庭的可选择性。96年刑诉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里的"必须"表示: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讯问、询问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96年刑诉法第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
4、证人证言效力具有不确定性。96年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的固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采取"书面证言,询问笔录,法庭笔录"三种形式。但是对那一个阶段的证言效力优先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出现反复时,司法人员由于不清楚那一种证言的效力应优先,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了审理刑事案件的难度。因此司法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因害怕证人证言出现变化,影响案件定性,而承担一定责任,大多不积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
（二）执法思想的误区是证人出庭制度的一大障碍。
目前,许多审判人员,公诉人员的执法观念仍停留在79年刑诉法所确立的框框中,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过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大绊脚石。
1、证人作证意识薄弱。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由于法制意识差,缺乏作证意识,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表现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是过错;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庭。此外，有的证人从未出过庭,不知道在庄严肃穆的法庭应怎样做,所以不敢出庭作证。
2、证人怕是非、求安稳。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面对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因此许多证人认为自己在庭上作证是"加害"被告人,会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
3、人情利害关系作祟。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现在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4、证人在经济上得不到补偿。证人出庭作证,其经济上肯定会遭受一定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大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出庭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立法上的完善：
1、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都在其刑事诉讼中贯彻这一原则。它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必须以直接言词方式进行,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辨认、质证,书面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在当前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庭之所以会既可以采纳书面证人证言、也可以采纳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其主要原因就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未明确规定证人只有到庭作证,经过控辫双方质证后,其提供的证言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
目前有的观点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警力配备上看,硬性规定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面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同时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看,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才予以制定实施,都是在条件基本成熟时就开始制定实施,并在实践中逐步磨合完善的。目前我国巴基本具备确定在"直接言词"的条件,应该制定。
2、明确证人作证的义务、权利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的统一件,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有:①接到审判机关的通知后,应按时到庭作证；②应当如实提供证言,不得有伪造、隐瞒证据；③在法庭上应接受法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询问或质证；④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哄闹法庭或侮辱、诽谤、殴打、伤害司法人员或其它诉讼参与人；⑤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除向法庭如实提供外,应当保密。
证人的权利包括:①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陈述证言；②对公诉人、审判人员、其它诉讼参与人询问与案件无关的内容有权拒绝回答；③有权阅读自己陈述的笔录,认为笔录有误的,有权要求更改;④因出庭作证而受到经济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⑤人身安全、人格名誉和财产利益不受侵犯。
义务和责任也是法律上的一个辩证关系。履行义务必须承担责任,不履行义务必须受到惩罚。日本、法国、德国对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规定了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或处罚措施。因此我国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责任时,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笔者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罚则可分为三个层次:①司法警告,主要针对那些首次收到作证通知书而不到庭提供证言的证人；②罚款或拘留,主要针对那些经两次传唤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③建议增设拒不作证罪,这主要针对那些已经被采取行政拘留或罚款仍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
但是不是每个证人均须出庭作证呢?外国刑事诉讼法中,有的规定一定条件下,某些了解案件的人可以拒绝作证。如日本刑法典第147条规定:"任何人对下列人有可能受到刑事追究或判处有罪时可以拒绝作证：自己配偶,三等以内血亲或二等以内姻亲,自己的监护人或保护人。"另外,各国都规定如果证人提供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的语言时,有拒绝作证权。在我国要求所有证人出庭也是不现实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规定：①如果证人的语言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时,可拒绝作证；②证人和被告人有三代以内血亲,可拒绝作证；③证人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可拒绝作证。
3、确定保护措施和经济补偿措施。确立证人必须到庭制度,就要尽量使证人自觉到庭,强化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保护,以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刑诉法第49条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措施,但是过于笼络,应具体化。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受到一定经济损失。世界上不少国家对此都明文规定证人有权得到经济补偿。如德国制定了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因此,我国也应明确规定出庭应得到一定补偿,并制定相应的条例。
(二)增强证人的法制意识,强化他们的作证观念。如果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除了要从制度上、立法上予以完善外,还要注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各种传媒,宣传公民作证的权利、义务、责任,并把他与"三五"普法工作密结合,使公民认识为什么要作证,出庭作证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在法庭应怎样做,禁止做什么。从根本上增强公民间犯罪作斗争的自觉性,激化他们作证的积极性。
（三）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组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使他们深刻领会刑诉法的立法原意和法律精髓。同时鼓励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规范自己的司法行为,提高审判人员驾驳和主持刑事审判的能力,提高质证水准,增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消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畏难情绪,从而积极推进证人出庭制度的实施。
（四）当前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应解决的问题。在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笔者认为对证人出庭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经多次传唤仍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应视情况分别对待,不能强调每个人都要出庭作证,但是对于下列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一定要保证其到庭作证:笔录语言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内容有分歧,不到庭其证官无法说明的证人;对案件事实有直接证明作用的关键人;被告人对其证言持有异议的证人。由于这样的证人不算多,因此司法人员可主动上门,讲明利害关系,敦促其到庭作证。对于作证的补偿费用问题尚未明确之前,可由法院设立证人基金或多方协调解决。

(陈志凡、男 法学学士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副主任 362200 0595-5681361）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2第6号）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于2012年3月30日经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3月30日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2012年3月30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和整体性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会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指导和支持。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资金、项目上对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予支持。
　　第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普查、调查，文化主管部门具体实施，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单位和个人应当在调查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管理下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在本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向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载明调查的内容、对象、时间、地点、调查组织或者人员等情况；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后15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获得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将批准文件送交调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后，方可开展调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在本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与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合作进行。
　　第十一条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考察、采访和实物征集等活动时，应当征得被调查对象同意，尊重民族风俗、信仰和习惯，尊重真实性、完整性，不得歪曲和滥用，不得非法占有、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实物，不得侵害被调查对象的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记录和收集有关实物，并立即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在调查中取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应当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及电子档案，应当在30日内汇交给同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和实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专家评审制度。
　　第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请。
　　单位和个人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
　　第十七条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二）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
　　（三）具有在一定群体或者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传播的特点；
　　（四）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力。
　　第十八条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相应的保护责任单位；保护责任单位应当具有该项目相对完整的资料，具备实施该项目保护计划的能力和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及条件。
　　第十九条 保护责任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收集该项目的实物、资料，并登记、整理、建档；
　　（二）保护该项目相关的文化场所；
　　（三）开展该项目的展示展演活动；
　　（四）为该项目传承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五）定期报告项目保护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20日。
　　公示期间，单位和个人可以书面提出异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在30日内书面告知异议人并说明理由；异议成立的，应当重新组织专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评审。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意见和公示结果，拟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列入上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上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将下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本级名录。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每2年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评估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变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责任单位；无法变更或者项目失传的，命名机关取消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资格。

　　　　　　　　　　　　　　　　　第四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二十四条　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单位和个人可以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单位和个人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征得被推荐人的书面同意。
　　申请和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材料应当真实、准确：
　　（一）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该项目的传承谱系以及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的学艺与传承经历；
　　（三）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的技艺特点、成就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四）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持有该项目的相关实物、资料的情况；
　　（五）其他说明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代表性的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认定后公布。
　　第二十五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依法履行义务，并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传艺、技艺展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
　　（二）享受人民政府规定的传承补贴；
　　（三）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传承人；
　　（四）依法提供有关原始资料、实物、场所等；
　　（五）参加有关活动取得相应的报酬；
　　（六）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对做出重要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责任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核准，授予杰出传承人和优秀保护责任单位称号，并给予奖励。
　　市、州、县级人民政府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或者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责任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责任单位开展传承活动：
　　（一）记录、整理、出版有关技艺资料；
　　（二）提供必要的传承活动场所；
　　（三）给予必要的经费资助；
　　（四）组织开展研讨、展示、宣传、交流等活动；
　　（五）其他有利于项目传承的措施。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每2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考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或者在传艺、展示、讲学等活动中随意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谋取非法利益的，命名机关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命名机关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五章　　　文化生态保护区

　　第二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保存较完整、特色鲜明、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泛群众基础的特定区域，可以申请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第三十条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编制保护规划，听取保护区内村（居）民的意见，提出申请，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文化生态保护区跨两个以上县级行政区域的，可以联合申报。
　　申请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范围，并设立保护标志。
　　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对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所涉及的建（构）筑物、场所、遗迹等，文化生态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第三十二条 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选址和设计方案应当符合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规划。
　　文化生态保护区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建（构）筑物、场所、遗迹等不得擅自修缮、改造；确需修缮、改造的，其风格、色彩及形式应当与相邻传统建筑的风貌相一致，并接受文化、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管理。
　　第三十三条 文化生态保护区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室）。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传习所，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保护规划未能有效实施的，应当及时纠正、处理。

　　　　　　　　　　　　　　　　　　　　　　　　　第六章　　　传播与利用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利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人才的扶持和培养。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立收藏、展示、研究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场所；对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相关建（构）筑物、场所、遗迹等，在不改变其原有风貌、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应当向公众开放。
　　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的建（构）筑物、场所、遗迹等，有关部门应当提供必要的维护经费。
　　第三十七条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结合节庆、当地民间习俗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展示、展演等活动。
　　第三十八条　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全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
　　鼓励和支持中小学校将本地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内容纳入素质教育。
　　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文艺创作，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开展文化服务。
　　第四十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应当予以扶持。
　　第四十一条 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传播、利用。

　　　　　　　　　　　　　　　　　　　　　　　　　第七章　　　权利保障

　　第四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责任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依法行使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相关权利。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鼓励、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责任单位将项目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申报地理标志、登记版权等。
　　单位和个人合法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实物、资料、建（构）筑物、场所等，其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当注明项目名称及所在地、所属民族等相关信息，不得进行虚假或者误导性宣传。
　　第四十五条 在特定区域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事整体开发经营活动的，应当与该区域相关组织及村（居）民代表约定利益分配方式。
　　第四十六条 单位和个人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服务等相关产业的，依照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侵犯被调查对象风俗习惯，造成严重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或者取得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撤销，责令返还项目保护经费或者传承补贴，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考察、调查、采访、实物征集等活动者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令消除影响；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实物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项目保护责任单位不履行职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损毁、流失的，对项目保护责任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情节轻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情节轻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令消除影响，并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2002年7月30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