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孟琦


论文提要

　　近年来由刑事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呈逐年上升之势，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陆续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由于立法内容的相对薄弱及司法解释的不完善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现就笔者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提出建议及对策供探讨。笔者认为，既然附带民事部分救济的是对由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的救济，相当于一个民事诉讼（民事赔偿），那就应当将精神损害的赔偿要求纳入附带民事请求范围并制定（依据）具体的赔偿标准结合案件情况给与赔偿请求人支持和保护。本文将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现状及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必然性、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方式及赔偿数额的确定三个方面对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得到保护进行论述，希望能对相关立法和司法产生一定影响并早日实现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和保护。全文共6644字。


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及完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显然，依照此等规定，能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案件必须也只能是被害人遭受了物质损失。
　　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刑事法律调整范围之外，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得不到刑事法律救济，根据民事法律规定，法释[2001]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被害人由于民事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 受到广大学者的称赞，称其为“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继《民法通则》以后的第二个里程碑”。但是根据法[2002]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同时， 刑事惩罚绝不能替代精神赔偿，公权不能替代私权。对于犯罪行为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既侵害了公法的秩序，又侵害了私法上的权利。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维护的是公法秩序，对行为人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受到侵害的私权利的救济，这两个方面的救济都是必要的，法律责任的大小、处罚的轻重应与违法行为轻重相适应，做到“罪责均衡”、“罚当其罪”①。而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包括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违反了法学原理。
　　因此，现存的法律法规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排除在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其造成的后果是广大的赔偿权利人在受到精神损害的时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其合法的要求由于没有既定的法律依据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完善

　　1、精神损害赔偿的现实重要性
　　传统刑事追诉中之所以排斥“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认为对犯罪人科以刑罚已经完全可以抚慰被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不需要再通过其他途径来保护。在这种认识下，大多数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除了因国家对犯罪人施加刑罚带来精神上的抚慰之外，很难得到经济上的补偿，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然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精神损害绝非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是能够在人的内心划出较之肉体伤害更严重、更难以愈合的创伤，是需要被害人及其家属用时间、精力去治愈的一种切实的损害。传统的刑事追诉观念，片面夸大了刑罚的实际效果，对被害人精神损害上的赔偿断档，不仅造成正义的局部缺损，还容易加深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犯罪人的仇恨情绪，甚至会因“报复”而导致新的犯罪行为②。
　　2、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三重功能③。它的补偿功能是通过加害人的赔偿，补偿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它的惩罚功能是法律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加重对致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它的抚慰功能是金钱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人身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利益，但是它可以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一定的满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钱赔偿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平复受害人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损害，改变其心理、生理以及精神利益损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恢复其身心健康的方法。
　　3、精神损害赔偿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完善
　　被告人因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两种责任虽然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但他们的性质截然不同，被告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避免“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对待损害赔偿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其定罪量刑，因此，允许被害人对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将促使被告人以更积极的姿态赔偿，被害人也更容易弥合心灵的创伤。而当前，为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必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为地把损害赔偿责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提出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一种是不可以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做法使法院对同一案件需要设立不同性质的两个合议庭，进行两次对同一事实的调查，作出两个判决。同时，使当事人进行两次不同性质的诉讼，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甚至对受害人造成新的创伤。因此，应建立全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将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

二、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的必然性

（一）、经济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失的原因主要是1979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群众收入少，刑事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能力尚较差，更谈不上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的实行因社会经济不发达而受到限制。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今我国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社会经济基础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精神损害除可以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救济外，受害人请求金钱赔偿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一切价值或精神活动多得以金钱衡量之今日，对精神损害给予适当的物质赔偿，正是社会文明发达的产物和人类对精神权利价值重视的表现，是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和深化的反应。由此有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并逐步为各国理论和实务界接受④。

（二）、司法价值理念不断更新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法治构建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为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南，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实践执法为民思想，推动司法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日益开放，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司法机关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不断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自觉树立和落实崇尚法治、平等保护、司法文明、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推动执法观念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各项执法工作健康深入。
　　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公正原则，是国家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且伤害程度越重，被害人得到的赔偿应当越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理应得到更多的赔偿，有些犯罪行为，如强奸、侮辱、诽谤等，对于被害人来说，其财产可能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甚至没有损失，但精神伤害却是巨大的，甚至伴随终生的痛苦。犯罪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是侵权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侵权行为，既然由于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能够得到法律救济，那么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就更应当得到法律救济，只有增加精神赔偿制度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
　　人格权是人权的基础，精神权利是人格权的基本内容，现代社会以维护和尊重人权为宗旨和目标，保护人权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法治是确认与保障人权实现的有力工具。因此，刑事法律保护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对由于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给予法律救济，使人的自身价值得以充分体现，这样，人权保障体系才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从司法实践来看，不久前，一位称其家人受加害人故意伤害造成残疾，加害人被处有期徒刑。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法院未予保护。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当事人不解，大呼⑤不公平，且称不如“私了”；重庆市开县某中学一名16岁少女小玉被该校一名教师赵某强奸，一审竟然宣判无罪，二审虽然认定有罪，却只判刑一年，在精神赔偿方面，法院只是象征性地判决赔偿了108元的医疗费，认为在少女的身心健康、名誉方面，没有造成影响，因此罪犯既没需要进行精神赔偿，也不需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强奸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告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失去贞操，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其精神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强奸犯罪等，这些行为本身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但是如果将犯罪行为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将会造成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在侵犯他人人身权，给他人身体造成伤害，但是由于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侵害程度较重而构成故意伤害罪时，被害人反而丧失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既然肯定对侵害人身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物质赔偿，又否认人身伤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法律上的自相矛盾。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势必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人民法院的工作负荷，降低诉讼效率。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民事诉讼，而不是附属于刑事诉讼的，它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和效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审理。既然民事诉讼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制度，那么附带民事诉讼就应该按民事法律制度来进行，就应当包含民事诉讼的一切要素，但附带民事诉讼中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且将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诉讼赔偿之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正精神与效率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刑事法律规定对精神损害是不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而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是法制发展的必然，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 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及赔偿数额的确定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
　　精神损害除可以通过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救济外，受害人请求金钱赔偿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一切价值或精神活动多得以金钱衡量之今日，对精神损害给予适当的物质赔偿，正是社会文明发达的产物和人类对精神权利价值重视的表现，是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和深化的反应。由此有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称谓，并逐步为各国理论和实务界接受。 我们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因此得要求一定的财产赔偿以进行救济和抚慰的制度。并且此处的“赔偿”不等同于财产损害赔偿中以等量的价值填补等量的损失，因为精神损害是难以用精确的金钱额度进行计算的。所以这种“赔偿”不是单纯的财产补偿，而是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给予的物质抚慰和对精神利益减损的填补。当然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救济手段，精神损害赔偿也具有惩罚性，能对侵害人以制裁和警示。
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青岛市海洋渔业管理条例

2003年12月18日青岛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04年1月6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海洋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管辖范围内从事养殖、增殖和捕捞等海洋渔业生产及其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的海洋渔业工作。各区(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海洋渔业管理工作。
　　市和区(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渔船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定职责具体负责海洋渔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市)人民政府应当把海洋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海域的统一规划和环境保护,鼓励海洋渔业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保护及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五条　市和区(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土地、水利、环境保护等部门编制海域、滩涂的养殖规划,并按照规定程序报请批准后实施。
　　胶州湾及团岛至麦岛海域、滩涂的养殖规划,由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有关区(市)人民政府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编制海域、滩涂养殖规划,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六条　下列区域禁止从事养殖生产:
　　(一)泄洪区;
　　(二)航道、港池、锚地;
　　(三)排污区;
　　(四)市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
　　第七条　使用海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下列材料向海域、滩涂所在地的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养殖证:
　　(一)养殖申请书;
　　(二)海域、滩涂开发使用情况证明材料;
　　(三)海域、滩涂界至图;
　　(四)在海岸带范围内从事养殖生产需设置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提交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八条　申请领取养殖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海域、滩涂养殖规划的要求;
　　(二)养殖品种和养殖方式符合规定;
　　(三)申请海域、滩涂的界址清楚;
　　(四)符合区域养殖容量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定。
　　第九条　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养殖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十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条　市和区(市)人民政府在核发养殖证时,应当优先安排当地的渔业生产者和政策性转产转业的捕捞渔民。
　　规划用于养殖的海域、滩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施行前,已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使用的,可以由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养殖证,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用于养殖生产。
　　第十一条　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养殖证确定的养殖品种、方式、范围、期限等从事养殖生产;
　　(二)在其使用的养殖海区设置明显的位置标志或者牌告;
　　(三)养殖规模、密度不得超过区域养殖容量的要求;
　　(四)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料、饲料、肥料、药物等;
　　(五)保护海域、滩涂生态环境和天然渔业资源。
　　从事底播养殖的,应当允许其他船舶在其养殖的海域内无害通过;回捕增殖资源品种的单位和个人在回捕增殖资源品种期间,可以进入该养殖海域内捕捞。
　　第十二条　进入他人养殖区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损害他人养殖的水产品和养殖设施。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的海域、滩涂养殖证严禁出借或者擅自转让。转让养殖证的,受让人应当具备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并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申请变更养殖证登记事项的,申请人应当到原审批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批准的养殖期满需要继续使用该海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
　　第十四条　因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使用已用于养殖生产的海域、滩涂的，原批准机关可以依法提前收回养殖证。由此给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原批准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区(市)人民政府之间对养殖海域、滩涂的管辖范围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市人民政府处理。

　　第三章　捕捞业

　　第十六条　捕捞生产根据国家规定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省下达的捕捞限额总量，提出分解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和区(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捕捞限额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下列材料向其所在地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捕捞许可证：
　　(一)捕捞许可申请书；
　　(二)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三)户籍证明或者营业执照。
　　第十八条　申请捕捞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九条　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捕捞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依照审批权限作出决定。对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二十条　捕捞许可证每年审验一次。年审期间需要出海作业的，由负责年审的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临时证明。
　　第二十一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有关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和渔船作业规范；
　　(二)随船携带捕捞许可证等有关证件，并按照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捕捞限额和渔具的种类、规格及数量进行作业；
　　(三)在渔港、渔业码头卸售渔获物；
　　(四)大中型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
　　第二十二条　制造、更新改造、进口、购置渔船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禁止单位和个人新增从事近海捕捞生产的渔船和私增渔船功率。

　　第四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渔业结构调整，发展高科技渔业、休闲渔业，鼓励、扶持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引导从事近海捕捞作业的渔民转产转业。
　　市和区(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近海渔业资源状况，合理安排捕捞力量。
　　第二十四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二十五条　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禁用渔具。
　　禁止使用下列渔具和捕捞方法：
　　(一)炸鱼、毒鱼、电鱼；
　　(二)手推网、参耙子、石花菜耙子、蛤蜊拖耙、吸蛤泵、滩网、插网等；
　　(三)在对虾增殖区的对虾保护期内，使用闯网、挂子网、小圆网等；
　　(四)在胶州湾内使用拖网、定置网作业，使用渔船推进器采捕贝类资源；
　　(五)使用小于规定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的比例；
　　(六)其他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渔具和捕捞方法。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在禁采期采摘列入保护的水生野生经济植物；
　　(二)未经批准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苗种和怀卵亲体；
　　(三)向渔业水域倾倒有害渔业资源的污物和排放超标准的污水；
　　(四)在养殖、增殖水域内清洗、浸泡有毒器皿和有害渔业资源的其他物体，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含有毒有害物质的药物清洗养殖设施；
　　(五)在岸滩设置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场；
　　(六)破坏礁石，未经批准建设构筑物。
　　第二十七条　禁止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
　　海洋渔业、工商行政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在禁渔期加强对销售非法渔获物的监督检查。

　　第五章　水产品质量

　　第二十八条　本市推行水产品市场安全准入制度。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同市海洋渔业等有关部门制定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并组织实施。
　　工商行政、质量技术监督、海洋渔业等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加强对水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级市场等流通环节水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禁止经营含有违禁药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水产品。
　　第三十条　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使用符合质量标准的水产苗种。
水产苗种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市)海洋渔业、畜牧部门应当依法对养殖生产中使用药物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机构应当加强对养殖生产使用药物的指导，需处方用药的应当凭处方购买使用，并做好用药记录。处方药品种目录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养殖产品应当按照休药期的规定停止使用药物。
　　第三十二条　本市实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制度。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冒用、转让、涂改、出租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
　　第三十三条　水产品生产基地应当设立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其生产的水产品进行质量安全检测。符合标准的，提供产品检测合格证明。

　　第六章　安全生产

　　第三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海洋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海洋渔业生产的日常管理工作，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保证渔业船舶的安全性能符合有关规定。对船舶上各种机械设备应当经常维修检查，并保证各种安全设施的完好齐全。
　　第三十五条　渔业船舶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按照规定配备救生和通信导航等有关航行、作业安全的设备，取得相应的检验证书，并依法取得船舶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或者登记证书。未取得相应证书的，不得出海作业。
　　第三十六条　市和区(市)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上级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无线电管理机构的业务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无线电管理工作。
　　渔业无线电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渔业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对渔业无线电设备的常规技术指标进行核验、检测。
　　未按照规定配备无线电通信导航设备或者通信导航设备不符合规定的渔业船舶，不得出海作业。
　　第三十七条　从事渔业船舶修造的企业应当经过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并按照认可的资质受理渔业船舶的修造业务。未取得认可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渔船的修造业务。
　　第三十八条　渔业船舶应当配备符合船舶安全作业要求的合格船员。
普通船员在渔业船舶上工作应当持有相应的合格证书。
　　职务船员取得相应的渔业船舶职务证书后，方可以在渔业船舶上担任相应职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从事养殖生产的，由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养殖证规定的养殖品种、方式、范围、期限等从事养殖生产的；
　　(二)未按照规定配备通信导航设备或者通信导航设备不符合规定擅自出海作业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其使用的养殖海区未设置明显位置标志或牌告的；
　　(二)从事底播养殖，妨碍其他船舶在其养殖海域内无害通过或者在回捕增殖资源品种期间，不允许他人合法进入该养殖海域内捕捞增殖资源品种的；
　　(三)不在渔港、渔业码头卸售渔获物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非法转让、出借养殖证的，由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批准的人民政府吊销养殖证。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渔业资源造成损失的，由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侵害人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费。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的，由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船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以及畜牧、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等部门按照职责权限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五条　对拒绝、妨碍海洋渔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应当予以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十七条　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的，海洋渔业、工商行政等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拒不处理或者拖延处理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有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海洋渔业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超越审批时限审批的；
　　(二)对举报的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或者泄露举报人情况的；
　　(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四)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
　　(五)泄露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