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9号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4年12月1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12月18日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2004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规范和保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依照《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四条 下列事项应当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一）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的遵守和执行所采取的重大措施；
（二）推进依法治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三）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部分变更；
（四）省本级财政预算的调整及本级财政决算；
（五）授予省内特等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六）省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大事项；（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省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下列事项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听取意见和建议，必要时由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
（一）贯彻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开展重要的执法检查情况；
（二）执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三）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大调整和变更；
（四）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
（五）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和粮食主产区建设的重大措施；
（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措施；
(七) 贯彻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措施；
(八)实施土地管理、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重大决策以及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示范区的总体规划和保护情况；
（九）上半年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十）全省预算、省本级预算的执行情况,省本级预算外资金的使用、管理和一般预算收入超收及使用情况；
（十一）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
（十二）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资源保护有重要影响的重大项目或者以省财政性资金投资为主的公益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立项及建设情况；
（十三）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益事业、就业和再就业以及其他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十四)重大突发性事件、重特大事故和重特大自然灾害及其处理情况；
（十五）同外国建立省际间友好关系情况；
（十六）省人民政府及所属工作部门执法、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司法及其廉政建设的重要情况；
（十七）重大司法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十八）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措施和危害严重、影响重大的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
（十九）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及处理情况；
（二十）省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人大代表或者公民就重大案件提出的控告和申诉的办理情况；
（二十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条 下列事项按照审批权限报请批准的同时抄报省人大常委会：
（一）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二）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派出机构的设置和变更的实施方案；
（三）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更的实施方案；
（四）本省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的实施方案。
第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要求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重大事项，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可以采取口头报告或者书面报告的形式。
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应当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30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特殊情况经主任会议同意的除外。
第九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时，议案或者报告的提出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条 对依照本规定提请讨论决定或者报告的重大事项，省人大常委会自收到议案或者报告之日起，一般应当在3个月内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遇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常委会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对不需要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应及时通知提请报告的机关。经审议，认为应当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就重大事项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就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省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或者有关部门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就重大事项举行听证会。
第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交由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承办机关必须认真办理，并在决议、决定规定的时间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执行情况；未规定报告时间的，应当在决议、决定生效后的2个月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贯彻执行情况；对需要较长时间办理的，可以分阶段报告。
对不需要作出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将审议意见交有关国家机关办理的，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当在闭会后7日内将审议意见通知有关国家机关。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结果。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在执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议、决定过程中，认为需要变更决议、决定的，应当报经省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 依照本规定应当由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有关国家机关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凡擅自作出决定的，由省人大常委会责令其纠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违反本规定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而未报告的重大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应当责令有关国家机关限期报告。对于重大事项报告不实，或者在答复询问和接受特定问题调查中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的，对于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的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


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困难与出路

吴学权　陈冲


法院改革由审判方式改革（如加大当事人举证责任、改变庭审方式等）开始推进至审判组织改革（如还权于合议庭、独任庭，审判长选任制等），由于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作为基层法院，也面临法院职业化问题，法官职业化将有可能解决目前法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实行法官职业化，基层法院的改革将受到瓶颈制约。同时作为全国法院中数量最多、法官人数最多的法院，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推进，也会影响全国法院整体法官职业化建设步伐。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的一员法官，对此也倍加关注。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和实现途径论著颇多，我不再多作论述。现就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所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以及解决困难的途径，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
1、法官员额少与案件数量多矛盾。根据最高院的意见，法官员额将根据审判任务量、辖区人口和面积、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在现有编制内合理确定。法官职业化实质和目标是法官的精英化，法官员额的确定，意味着法官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目前在法院档案、政工、后勤等部门的“不办案法官”将不再有法官名义（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意味着目前在一线审判部门审理案件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中，为数不少的人员将不再有审理案件的权限。这将进一步加剧人少案多的矛盾。以我院2002年民商事案件审理为例，2002年案件数是4733件，审判员（包括助理审判员）共33人，人均办案144件。如以现有审判人员1/2至1/3确定法官员额，人均办案将为288至432件，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数量也是比较高的，法官办案压力可想而知。
即使如此，集审判职务与行政职务于一身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以业务素质论，他们也是法官中的精英），将占据大部分法官员额（在基层法院的话，如给予20—30个法官员额，可能已全部占据）。但目前此类人员办案数量极少，他们担当的职务所面临的行政管理、工件协调等行政事务相当繁重，此将使法官员额少与案件数量多的矛盾更加突出。目前取消院、庭长设置不现实，减轻他们的行政事务也不现实，不让他们占据法官员额更不现实，这是确定法官员额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困难。
2、法官遴选困难。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步骤是抬高“职业准入”门槛，可能作为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相对容易达到，而基层法院则比较困难。法官遴选无非两条路径，一是从内部，一是从外部。从内部而言，近年来基层法院由于编制原因进人极少（如我院自1995年以来，只进了3个法律专业本科生），内部人员多数年龄偏大，几年后法官员额出现空缺，可遴选对象有限。从外部而言，基层法院法官待遇低，法官地位不尊荣（在外人眼中法官即是公务员），对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律人员吸引力不强。即使能遴选到，人员素质也会相对偏低，不能“来之即战”，法院还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培训，此将失去法官遴选的价值。
3、法官职业化与目前基层法院司法任务有矛盾。基层法院目前解决的纠纷数量多，但案件相对简单，多集中在几大类型，以民事案件为例（民事案件无疑为基层法院案件大头），多集中在婚姻类、侵权类、债务类案件。基层法院法官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事实认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而事实问题认定主要有赖于法官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和司法技巧、技能的掌握，而非法学理论水平的高低。根据学者朱苏力的实证分析，基层法院大部分案件并不需要所谓职业化法官审理 ，提供给专业型、复合型、精英型法官施展才能空间不大。
4、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对基层法官的要求有矛盾。法官职业化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社会和民众现象，而这与当今社会和群众对基层法官的要求相反，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群众，都要求法官多充当“法律咨询人”的角色，要亲近社会、贴近民众。
二、解决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困难的出路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面临的问题很多，涉及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经费保障等多个层次，很多问题不是凭法院一家所能解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此过程中无所作为，相反，法院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形成科学系统的改革思路，从自身角度积极推进，以内部改革来促进外部改革。
同理，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存在着诸多困难，有的困难不是一时两时就能解决的。但如果理论支撑得好，很多困难也可以凭借法官职业化建设，加以配套改革而取得实质性进展。笔者的设想是：
1、与法官员额制同步推进，对案件进行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划分，实行案件分流、程序分类。目前社会原有纠纷解决机制或受到轻视，或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呈萎缩态势。大量的纠纷进入法院，法院总体案件近期内不会有明显下降。法院目前能做的就是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结合审前程序改革，将大量案件解决在审前程序。通过审前程序，由审前程序法官（应是法官助理，而不是由职业法官担任）将大量事实清楚、当事人无争议案件或当事人不到庭的案件（需修改民诉法，设立简易判决制度）或调解或简易判决进行解决，估计这样可消减现行案件的60％—70％。将案情复杂、法律关系相对复杂的案件由审前程序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确立争点后交法官审理，这样庭审程序较现在也将大为简便、快捷。估计这样的话，庭审法官数量要求将大为减少，案件裁判权将集中在少而精的具有法官员额的法官手里。
2、区分不同层次的法官职业化标准。基层法院法官侧重于解决纠纷功能，注重个案的细节和事实问题，其要求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对查明事实方面的能力和经验要求较高，而对于法学理论和学术才能相对要求较低。而上诉法院法官侧重于规则制定，对法学理论积累和学术才能的注重明显超出其在查明事实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不能简单地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格式来套中国基层法院法官，毕竟基层法院法官主要工作是在了解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况下解决纠纷，解决纠纷是第一位的任务。故在法官职业化过程中应根据各级法院的工作状况和关注重点，确定不同的职业化标准。对基层法院而言，法官职业化应侧重于法官解决事实争议的能力和经验，适当关注法学理论水平。
与此相对应，考虑到基层法院处理同样数量案件的工作量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在确定法官员额时应给予基层法院以一定的倾斜。考虑到基层法院处理一审案件，花费在事实认定上的时间较多，要适当增加基层法院法官员额，以适应基层法院的司法任务需要。
3、在法院内部，待遇向职业化法官倾斜。基层法院总体待遇不高，在可预见的近期内，法院工作人员待遇不会有明显提高。我们目前可做的是在争取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后，在法院范围内利用法院可动用的权限向职业法官倾斜待遇，以隆职业法官地位，以此来增加职业法官的职业吸引力。
4、确保职业法官工作重心在主持庭审、决定案件裁判。对于大量的案件程序性事务则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完成。社会对于法院提出的“咨询角色”要求可由法官助理和专职人员去完成。当然，法官职业化也不意味着职业法官脱离社会、脱离民众，法官也要注意多接触了解社会，庭审要保持亲和力。
基层法院办理了占全国80%以上的案件，基层法院是法院工作的重点，也理所当然地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点。以符合基层法院实际的改革举措逐步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这应当成为衡量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