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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出台将会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但是十分遗憾，由于条例没有明确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性质，条例的发布不能平息（或终止）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实施后在实务界引起关于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争议。中标通知书事关合同成立，而合同成立与否将导致不同法律后果，兹事体大，实在有必要厘清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

【关键词】条例 招标投标法 合同法 中标通知书 合同成立

一、前言及问题的提出

2000年1月1日实施的招标投标法第45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招标投标法在第46条又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由于招标投标法第45条没有明确中标通知书法律法律性质，且第46条出现订立“书面合同”规定，故中标通知书似乎成了订立合同前的步骤，由此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就不明确了，存疑了，给业界人士提供了巨大的解读空间。

招标投标法实施十二年后，条例出台，并于2012年2月1日施行。条例对于促进招投标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无疑将起到积极引导和规制作用。十分遗憾，条例 第五十七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条例保持同招标投标法内容一致符合立法法的规定，但是条例出台没有平息（或终止）招标投标法实施后在业界对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的争议。

二、从招标投标法规定得不出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是承诺抑或不是承诺的结论。

首先，招标投标法第45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从该条规定可以得出结论：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合同成立。

其次，招标投标法第46条又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从该条规定可以得出结论：中标通知书不是承诺，仅仅是签订合同前一个步骤，双方当事人还要签订一个“书面合同”，中标通知书的发出，并不意味合同成立。

第三，虽然招标投标法第46条强调“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换句话讲，“书面合同”也是不允许“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这样就有矛盾了：合同没有成立，何来“合同实质性内容”？

第四，招标投标法起草主负责人透露：法律专家认为，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合同就成立了，但是，从实践监管部门，则认为这样就无法监管了，因此招标招投法就增加了中标后还要签订协议书这一流程。立法者的本意，不希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合同成立并生效。笔者认为，招标投标法起草人其实可以大大方方在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中标通知书不是“承诺”， 或是“有条件承诺”，甚至可以规定中标通知书“什么都不是”，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双方当事人还要签订协议书（书面合同）。正是由于招标投标法在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的摇摆，从而造成业界人士对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理解的混乱，造成了在中国目前司法环境下合同成立与否没有法律标准！

三、从合同法规定可以十分明确得出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是承诺的结论。

首先，合同法第16章第271条规定“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进行。”既然招标投标法和条例在合同成立与否产生争议，那么还是要适用合同法这个FINAL标准。

其次，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合同法第15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业主的招标公告构成要约邀请，承包商投标书构成要约，经过公开的开标、评标过程后，业主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毫无疑问构成法律上的承诺。根据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根据合同法这规定可以得出结论：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中标通知书发出意味合同成立。

第三，招标投标全过程主要包括招标、投标、确定中标人三个阶段。通过招标投标程序缔结合同，合同谈判抑或合同协商主要体现在招标文件发布、投标书的提交、中标通知书的发出这三个过程。根据合同法，招标通知是要约邀请，投标是要约，发出中标通知书为承诺，一经承诺合同成立。招标投标法第46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规定，也表明“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合同成立”。合同成立是个重大里程碑！合同成立之前，什么都可以谈，合同成立后，实质性问题不能谈了，否则就是合同修改和变更了。招投标过程双方认可和接受的文件已经构成合同的主要条款，无法定事由及约定条件或期限，合同成立即生效。

四、从FIDIC合同文本可以十分明确得出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是承诺的结论。

根据FIDIC1999年版红皮书，FIDIC也是持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中标通知书发出，合同成立，除非在特殊条款中双方规定，以“合同协议书”为准。

FIDIC1999年红皮书中1.1.1.3 款定义明确表明“中标通知书”是承诺函。

当然英国法律实践中中标通知书没有固定格式，中标通知书由于内容的不同或许有不同的法律性质：或许构成承诺，或许构成反要约。FIDIC不反对招标人和投标人完成招投标程序后签订一份书面合同书或书面协议书，或许合同准据法要求双方要签订一个“书面合同或书面协议”。但是，FIDIC此时认为双方以签署“合同协议书”来代替发出及接受“中标通知书”。FIDIC合同起草者既坚持了合同缔结的严肃性，也表现了合同缔结的极大灵活性。

五、实践中关于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争议产生原因。

笔者了解，招标投标法立法过程中视乎没有合同法方面的专家介入。实践中关于中标通知书法律性质争议产生的原因同招标投标法起草人对法律概念理解有偏差不无关系。

首先，对承诺的概念及承诺发出的法律意义理解不够。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合同法第21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合同法第22条）。合同法第26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合同法第25条进一步强调“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通过招标投标程序缔结合同，中标通知书承诺函的法律性质十分清楚。中标通知书的发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发出意味合同成立。

其次，对“书面合同”概念理解有误。笔者认为，招标投标法第46条规定，表明招标投标法起草人理解“书面合同”产生偏差。招标投标法起草人理解“书面合同”是一个像FIDIC“合同协议书”一样的“书面合同”。应该如何理解“书面合同”？按照合同法的理解，首先，“书面合同”同“合同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其次，招标投标程序缔结合同，招标文件、投标函、中标通知书已经构成“书面合同”，订立或不订立“书面合同”，“书面合同”就在那里了。

第三，对“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理解有误。法律常识及相关法律规定通过招标投标程序合同已经成立了。再规定还要签订“书面合同”让人理解不了。笔者认为，为了监管目的，其实可以在“合同生效”上做文章。正是由于招标投标法起草人对“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理解有偏差，又想在合同缔结及实施过程中达到监管目的，故招标投标法在条文的设置上十分拙劣。

第四，招标投标法之所以引起实务界认识混乱，同招标投标法起草人对FIDIC合同条款理解有一定的偏差不无关系。中标通知书英文本意就是承诺函，中标通知书没有将法言法语的准确性传达出来，将事情弄复杂了。现在的问题是：“承诺书”是不是承诺？这根本就不应该是个问题。立法者尽可在法律和法规中明确规定“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也可以规定“中标通知书”不是承诺，也可以规定“中标通知书”什么都不是！这都不重要，只要明确规定即可。不要预留寻租空间。

六、结论

点评陈晓受贿案
——“事后受财”是否构成受贿
王锦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晓，男，1945年5月16日出生，原中国电子物资公司安徽公司顾问。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5月25日以陈晓犯有受贿罪向合肥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合肥市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
　　1991年3月16日，中国电子物资公司安徽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公司）以中电皖物办字（91）022号文正式颁发职代会原则通过的以经济责任制为主的各项管理制度，该文件从1991年元月1日起施行。其中《经济责任制奖惩办法》规定，能源化工处等驻外机构以上年的经济效益为基础，确定上缴利润基数，超额部分按比例提成。1991年5月28日，安徽公司以中电皖物办字（91）058号文颁发了《关于驻外机构经营事务中有关暂行规定的修改、补充规定的通知》，确定能源化工处1991年经济指标为提奖利润基数10万元，计划利润指标30万元，费用指标5.5％。完成基数利润，可按人均4.5个月／年工资提取奖金，完不成不得奖。超基数部分按3％提奖，超计划利润部分按5％提奖，并按规定实行奖金税控制。庐海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各项费用支出做到收支平衡，如有利润，可以从中提20％作为奖金基金。1992年初，上述两个文件继续施行。1992年元月1日，安徽公司下发（92）015号文《关于珠海经济特区庐海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庐海公司由能源化工处承包经营。1992年4月6日，安徽公司能源化工处处长兼庐海实业有限公司经理李剑峰向总经理陈晓递交书面报告，提出一个新的经营方案。李剑峰在报告中提出：国内市场疲软，竞争激烈，原油进口成本提高，各个环节成本加大，业务难以开展。应该调整经营结构及分配结构。目前国内大气候很好，中央“92、2号文件”的下达，更有利于今后经济工作的开展。中央提出改革要“胆子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建议能源化工处每年完成纯利润80－100万元，在80－100万元以内报销有关业务费，标准按公司有关文件，在4％－7％之间。庐海实业有限公司每年完成纯利润20万元，有关业务费在20万元内按一定比例开支。对于完成上述两边基数后，所获纯利润按3∶7分成。在安徽公司对庐海公司的统一管理上，建议每半年或一年对其进行一次审议。随后，陈晓召集党委书记徐德臣、财务处长、党委委员吴金明及李剑峰进行研究，决定对能源化工处实施新的奖励办法。1992年5月2日下发实施中电皖物办字（92）049号文件《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试行），文件仅发至财务处、能源化工处、庐海公司、陈晓、徐德臣处。该文件规定，能源化工处1992年利润基数为30万元，计划利润为100万元。庐海实业有限公司确保实现利润20万元，超过利润20万元以上部分实行3∶7分成，70％作为公司利润上交，30％作为业务费和奖金分成由承包人支配。能源化工处达到100万元利润以上的部分视为庐海公司实现的利润。1992年李剑峰按该文件规定，从公司提取超额分成利润21.1777万元，并由其个人支配。
　　能源化工处是安徽公司唯一经营进口原油业务的部门。被告人陈晓于1992年、1993年以公司名义两次与安徽省计划委员会联系拨要进口原油配额。1992年11月获得配额2.5万吨，1993年获得配额4万吨，全部交由李剑峰所在的能源化工处经营。
　　1992年、1993年，被告人陈晓分管公司财务处。李剑峰所在的能源化工处经营原油业务自筹的资金经常被公司财务处为提高资金利用率调拨给公司其他急需资金的部门使用。李剑峰需要资金时，发现无资金可用，经常与财务处发生矛盾。陈晓多次予以协调。
　　1992年12月30日，安徽公司制定中电皖物财字（92）103号文《关于试行业务人员六项费用承包经营核算办法的报告》，要求对公司经营处室的“工资补贴、业务招待费、差旅费、办公费和资金以及超期资金占用费”等六项费用试行承包经营办法。个人提取比例，超过利润基数部分，按30％提取。1993年利润基数先由公司下达到承包业务处，再由业务处分解到个人。确定能源化工处利润基数为120万元（包括珠海庐海公司上缴利润）。1993年5月28日，该报告经财政部驻安徽省合肥市财政局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组研究，同意试行1993年1年。1993年李剑峰按此规定提取超额分成利润160.1321万元，并由其个人支配。
　　1993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剑峰从其1992年提成款中拿出3万元现金，用信封装着，来到陈晓办公室交给陈晓，对陈说：“这是送给你的奖金”，陈晓将款收下。
　　1993年下半年，被告人陈晓出差到珠海。一天，在庐海公司的办公室，陈晓及其妻李延琴与李剑峰一起闲聊。李延琴说珠海的房地产业有前途，要与李剑峰一道在珠海购置住房以求升值。李剑峰讲：“房子我不想买，你们买吧！”被告人陈晓说：“家里哪有这么多钱。”李剑峰听讲陈晓家里没钱，遂说：“这年我业务做得不错，估计有100多万元的提成，你们买房的钱我出”。1994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剑峰从其1993年提成款中拿出20万元现金，在陈晓办公室送给陈晓，陈晓将此款收下。春节后的一天，李剑峰拿出10万元现金和港币15万元现金送到陈晓家，陈晓收下此款。李延琴以自己名义从珠海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购买了珠海吉大区园林路5－3A住房一套，价值51.7822万元。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晓系由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任命的安徽公司总经理，是领导和管理国有企业公共事务的工作人员，其主持制定（92）049号文件，出发点是为了公司利益，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大气候下，对公司分配机制进行改革的一项尝试和试点，建立的是“公司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激励机制，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文件的出台，没有经过由公司所有领导参加的经理办公会的讨论，且控制发文范围，在制定程序上不够完备。但鉴于安徽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被告人陈晓曾于1992年5月就此文件向原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总经理赵德海汇报，赵表示可以试试，同意承包三七分成，故对（92）049号文件的制定程序不能完全否定其合法有效。被告人陈晓主持制定（92）103号文件，协调李剑峰与财务处的矛盾，为李剑峰承包的能源化工处向省计委申请进口原油配额，是其正当的职务行为，不是为李剑峰谋取利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陈晓主观上具有权钱交易的受贿故意。陈晓的行为在客观上给李剑峰带来一定的利益，李剑峰在事后向陈晓给付钱财表示感谢而陈晓予以收受，这是一种事后受财行为。故认定被告人陈晓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证据不足。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1998年10月8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判决：本案证据不足，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陈晓无罪。
　　宣判后，合肥市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10月21日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显系错判为由，提起抗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合刑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发回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经重新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晓自1986年至1996年间任中国电子物资公司安徽公司总经理。1992年初，该公司已正式下达公司各部门承包经营方案，1992年4月，能源化工处处长兼庐海公司经理李剑峰向被告人陈晓递交书面报告，提出新的承包经营方案，建议超额利润实行3:7分成。被告人陈晓在没有通知公司其他领导的情况下，与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徐德臣（另案处理）、财务处长吴××及李剑峰四人研究李剑峰提出的建议，决定对李剑峰承包经营的能源化工处、庐海公司实行新的奖励办法，由被告人陈晓亲笔拟草，并会同徐德臣签发《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以中电皖物办字（92）049号文件形式加以明确。该办法规定超额利润70％作为公司利润上缴，30％作为业务经费和奖金分成，并由承包人支配。发文范围仅限财务处、能源化工处、徐德臣及陈晓个人。1993年初，被告人陈晓在公司办公会上提出在全公司实行新的承包方案，主持制定中电皖物办字（93）019号《业务处室六项费用承包核算办法实施细则》，并经中企处审批执行。
　　另被告人陈晓在李剑峰承包经营期间，以公司总经理身份及公司名义于1992年11月、1993年5月向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申请拔要进口原油配额6.5万吨，交给李剑峰以解决其进口加工销售业务所需，并多次协调李剑峰与公司财务之间就资金流通、使用等方面的矛盾。
　　李剑峰依据中电皖物办字（92）049号、（93）019号文件规定于1992年提取超额利润提成21万余元，1993年提取超额利润提成160万余元。李剑峰为感谢陈晓为其制定的优惠政策及承包经营业务中给予的关照，于1993年春节前，送被告人陈晓人民币3万元，1994年春节前后又两次送给被告人陈晓人民币30万元、港币15万元。被告人陈晓收受李剑峰的钱款后，其妻李延琴利用此款在广东珠海市吉大园林花园购买房屋一套（价值人民币51万余元）。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晓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根据下属部门承包经营人李剑峰建议，制定新的承包经营政策，协调、帮助李剑峰承包经营，在李剑峰获取巨额利润后，非法收受李剑峰所送33万元人民币、15万元港币，其行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显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犯罪成立。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00年1月10日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晓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宣判后，本案无上诉、抗诉。
二、主要问题
　　“事后受财”是否构成受贿?
三、裁判理由
　　本案是因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案件，但从一、二审的判决看，事实、证据并非本案争议的焦点，本案的焦点在于对被告人陈晓行为的定性。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称之为“事后受财”，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则认为此认定无法律依据，主张应定受贿罪。
　　“事后受财”不是法律术语，从本案的情况看，该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一)客观上，行为人实施的是正当的职务行为，且该职务行为为对方获取了巨额财物，行为人于事后收取了对方的钱财。
　　首先，陈晓实施的职务行为是正当的职务行为。在本案中，陈晓的有关职务行为包括：制定中电皖物办字（92）049号文和（93）019号文、为李剑峰申请拨要进口原油配额和协调李剑峰与财务处之间的矛盾。对陈晓制定（93）019号文、为李剑峰申请拨要进口原油配额和协调李剑峰与财务处之间的矛盾，其属于正当职务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双方没有争议。但就制定中电皖物办字（92）049号文而言，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结合所制定文件的内容及制定程序，我们认为合肥中院认定该行为是正当职务行为是正确的。从内容上看，与中电皖物办字（91）058号文相比，（92）049号文在提高个人与国家利润分成比例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必须完成利润的基数。按（91）058号文规定，提奖利润基数为10万元，计划利润指标为30万元，超基数部分按3％提奖，超计划利润部分按5％提奖，庐海公司收入与支出做到平衡，有超额利润的，按20％提取奖励基金；而按（92）049号文规定，能源化工处每年须完成100万元，庐海公司每年须完成纯利润20万元，完成上述两边任务基数后，所获纯利润按3：7分成。因此新的方案有利于个人，更有利于国家，符合当时中央关于“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的精神。从制定程序上看，没有经过由公司所有领导参加的经理办公会的讨论，且控制发文范围，程序上不够完备，但是，安徽公司实行的总经理负责制，被告人陈晓亦曾就此事向总经理赵德海汇报，并征得了同意，因此，（92）049号文的制定程序基本上是合法有效的。
　　其次，陈晓的正当职务行为使李剑峰获得了巨额利润。李剑峰按照新的提成办法，共提取人民币180余万元，而按以往的提成办法显然不可能提取那么多。陈晓为李剑峰要原油配额和调处李剑峰与财务处在资金方面的矛盾也为李剑峰获取巨额利润提供了便利条件。
　　再次，陈晓是在其实施了职务行为，李剑峰获取了巨额利润之后收受李剑峰送的钱财的。从本案提供的证据看，李剑峰送给陈晓的钱都来自提成款，这些提成款主要缘于陈晓制定（92）049文这一职务行为，相对于陈晓的上述职务行为，陈晓三次收受陈剑峰钱财的行为均在其后。
　　(二)在主观上，无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职务行为时就意在以后收受对方的钱财，但事后行为人收受对方钱财时，却明知对方送的财物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使对方获取了利益。
　　根据本案的证据情况，被告人陈晓在实施有关职务行为前，与李剑峰并无以后收受财物的约定。从陈晓的客观行为也难以推出陈晓具有期望以后收受财物的故意，因为，陈晓虽然在制定（92）049号文时程序上有不完备之处，但是在实体上该文件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均有利，只看到对个人有利的一面，进而得出陈晓实施该行为就是为了以后收受贿赂显然是不当的。陈晓对李剑峰送钱的原因是明知的，这一点陈晓本人有供述，李剑峰亦有相应的陈述，那就是，陈晓为李剑峰在试点、做原油业务等方面给予了不小的帮助。这一故意在陈晓收受钱时没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根据二人的陈述是可以认定的。
　　根据该行为的上述特点，我们认为该行为构成受贿罪，理由是：
　　第一，陈晓“事后受财”的行为同样侵犯了受贿罪的客体。受贿罪的客体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公正廉洁是其最基本的品德，为了保证公务人员公正廉洁，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廉政方面的制度，实施受贿犯罪必然要侵犯这一制度。事后受财行为与主动索取钱财、收受贿赂后违法行使职权等行为相比，其主观恶性、对公务活动的危害要小，但对廉洁制度同样形成了危害，因为按照廉洁制度的要求，公务人员是不允许因其职务行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
　　第二，客观上具备了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受贿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使他人获取了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所谓索取他人财物，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主动勒索他人财物。所谓收受他人财物，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许诺或实际为他人谋利作为交换条件，接受他人交付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按《解答》的规定，谋取的利益不限于非法利益，它也包括合法利益。刑法中表述的“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将收受行为置于谋利行为之前，这只是表述问题，并不意味着只有先收受财物，后谋取利益才是受贿，而先谋利后收受财物就不构成受贿。本案中，陈晓制定有关文件、要原油配额、协调李剑峰与财务处的矛盾，均系其作为公司总经理依职权行使的职务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陈晓行使的行为虽是合法的正当职务行为，使李剑峰获取的巨额利润也是合法的利益，但这仍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陈晓因为李剑峰获取利益而收受了李剑峰送的财物，其行为属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综上，陈晓的行为已具备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的要件。
　　第三，具备了受贿罪的主观方面的要件。受贿罪的罪过形式通常为直接故意，表现为，明知对方送的是贿赂而希望收受该贿赂。本案中，根据被告人陈晓的供述，陈晓对李剑峰所送钱的性质是明知的，从收受情况看，也是积极的。因此，陈晓的行为同样具备了受贿罪主观方面的要件，系直接故意。合肥中院第一次审理时，之所以认为陈晓的行为不具备主观方面的要件，主要出于认识上的原因。他们认为，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犯罪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为人在实施上述行为时的主观故意应当是一致的，即行为人既要在收受财物时明知所收受的财物的性质而予以收受，也要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明知已收取了财物或将因此收受他人的财物。本案中，行为人明知所收受的钱的性质并希望收受是明确的，但对明知对方将送钱及希望为对方谋取利益以收受财物却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因此，本案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并不完全具备。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妥的。受贿罪的行为由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后者则是指收受他人贿赂，二者联系紧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类犯罪，刑法上还有很多，如强奸罪、抢劫罪等。由于两种行为的联系，通常情况下，行为人的犯罪故意在实施手段行为时就确定了，这一故意一直沿续到目的行为实施终了，因而，行为人的故意在实施手段行为和实施目的行为时是一致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亦会出现二者故意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是手段行为基于其他故意实施完毕，产生新的故意并实施目的行为，但这一情况并不影响对该行为的定性。如行为人基于伤害的故意控制了被害人，但未形成伤害后果，后行为人故意发生了变化，产生抢劫故意，实施了抢劫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况，无疑仍应定抢劫罪。因此，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故意并非总是一致。以二行为的故意不一致来否定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不当的。本案中，虽然陈晓在实施职务行为时无充分证据证实陈晓具有收受财物的故意，但在收受财物时，其故意则是明显的，应当认定其具备受贿犯罪的故意。
　　此外，本案被告人行为的情节一般，且收受的财物已被追缴，可以从轻处罚。因此，合肥市中级法院重新审理作出的认定被告人陈晓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判决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